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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:对金钱既不鄙视也不仰视

2019/10/10 2:58:46

吴晓波:对金钱既不鄙视也不仰视

吴晓波的声名,是由文字成就的。

 

吴晓波的文字,是由财经支撑的。

 

那些跌宕起伏着记录中国经济潮流、企业命运沉浮的文字,累积成他“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”的标签。

 

新华社浙江分社13年商业记者生涯,他养成了“文字皆有出处”的习惯,“如果不是这个习惯,我早就被人告倒了”;常年在报刊上开专栏,他找到了“训练文字的最好途径”,因为这可以让写作者学会用容易使人接受的语言写作。

 

直到2001年《大败局》一书出版,让严肃的商业写作跻身于畅销书的行列,也让作者吴晓波的名字跻身于“著名”的行列。

 

解放周末:很多人知道吴晓波,是从《大败局》开始的。当年这部“放在手上令人发烫的书”,是什么令其“烫人”?

 

吴晓波:《大败局》是我写的第四本书了,但之前的几本都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关注。

 

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,中国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的倒闭浪潮,中国最大的保健品企业倒闭、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倒闭、中国第二大的IT企业倒闭,都发生在那一年。我当时在新华社当记者,长期跑企业,自然就关心这个现象。也是在那一年,美国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上映引起轰动,我借着这个热点写了一篇题为《中国企业界的泰坦尼克现象》的文章。

 

这篇文章出来以后,有出版社联系我,希望我把这个话题写成书。我用两年时间做了一些调研和采访,完成了书稿,2001年1月《大败局》出版,可以说它试着探寻了中国企业“中国式失败”的基因。也是从《大败局》之后,中国企业家开始发现,原来做企业是会失败的。

 

解放周末:《大败局》开启了当时观察、记录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鲜视角。

 

吴晓波:应该说《大败局》开了两个先例,第一,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从失败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企业,《大败局》 之后,研究和警惕失败成为企业界的某种新共识,直到去年这本书还重印了十万本,可见大家对这一课题的敏感;第二,《大败局》创造了一种介于商学院案例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新文体,它出版之后很快就引发了一些争议,人们争论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,有人认为它属于“报告文学”,也有人把它叫做“MBA教案”。不过在我看来,所有的文本写作,其实就分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两种,我从事的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,是商业的非虚构写作。

 

解放周末:在商业的非虚构写作行进中,是什么促使您从微观的企业案例剖析,转向对现象背后规律性逻辑的探讨?

 

吴晓波:2004年写《激荡三十年》的时候,我开始考虑体系的问题。那时候,我刚离开新华社,在哈佛大学访学,想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,但又有点犹豫,因为写这样一本书得花不少死功夫。

 

犹豫时,同学秦朔鼓励了我:“全国能写这本书的不过五六个人,我们都在忙,就你写吧。”我终于决心写了,但面临一个问题:用什么样的叙述逻辑来描述这段历史?在搜集资料的阶段,我大概花了一两年时间思考、研究这个问题。

 

可以说,当时我是被问题推着往前走。渐渐地,我认识到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,是国有资本、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三个关系互相博弈的结果。把这个理清以后,再往前面走,可能路已经清楚了。然后,我用我的方式,重新讲了一遍中国的商业历史。

 

解放周末:吴晓波的方式,是否就如评论所说的——用写故事的方式写商业史?

 

吴晓波:没错。我觉得人的命运是最有趣的,无论是在商业竞争状态,还是在其他生活情境。而且,我所受的写作训练又是新闻系的一套训练,会讲究张力、细节、戏剧性、场景重现,而道理就在所有这些表达中体现出来。所以,我在书写商业史时会把人的故事放进去。

 

商业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,它不是科学,是人的艺术,是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选择。很多人把《大败局》《激荡三十年》当作教案来研究,而把人的故事剥离了,反而不那么好看了。

 

解放周末:在您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发展潮流里,您看到经济与人的命运是如何彼此成就、互相影响的?

 

吴晓波:二十多年来,我采访过很多人,绝大多数知名企业家我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,从这些人身上是看得到时代的烙印的。比如此次随习近平总书记出访美国的鲁冠球,我认识他是在1991年,这位初中没有毕业就经商的农民,从一家机修作坊开始,到今天在美国办了很多工厂,还涉足保险、信托等金融产业,阅历、知识及经验上的进步非常惊人。

 

商业是值得用生命去投入的,而金钱只是个结果

 

2014年5月8日,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文字,首度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“吴晓波频道”登场。这篇题为《骑到新世界的背上》的文章,既是“告别原来的媒体生态,到一个新世界生态”的直白宣言,也暗含某种曲折的心思——外在的阵地或可转移,内心对文字的依仗则不能抛舍。

 

一年多来,这个“一个人的财经频道”打造出明晰的吴晓波个人属性,公众号里最受关注的也正是那些带有鲜明吴氏风格的观点与文字,目前订户已超百万。

 

吴晓波承认:我对自我的期许是建立在写作上的。

 

解放周末:在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,财经作家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

 

吴晓波:财经作家很像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的“介入的旁观者”,必须要进入到商业本身之中。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就是这样。我对商业的介入,还是比一般的写作者深。

 

财经写作一定要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。比如,2004年我接手“蓝狮子”财经出版这个品牌,也是期望通过策划、出版一批公司案例和企业家管理思想的书,传播中国本土的公司思想。

 

解放周末:同时,您依然在坚持写作。

 

吴晓波:美国有很多商业写作者后来都去办企业、搞创业,不写字了。中国也一样,许多优秀的财经写作者现在都离开了,因为他们离钱太近了,而写字太不赚钱了。这就造成一个问题,就是财经作家的断层很厉害。

 

如果光从赚钱的角度讲,我做两次商业演讲的收入,可能就抵得上写一本书。那么写作还有什么必要?但我认为人总要有一个自我期许,就是你认为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而我,对自我的期许始终是建立在写作上面的。

 

解放周末:您身处的时代,对一个财经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吗?

 

吴晓波: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,因为你可以目睹并参与极度快速的变化。在过往三十多年的财经世界里,经验的价值一再被颠覆,你必须每天保持学习和自我革新的活力,才可能跟上那些变化。而且,年轻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,身处其中,你也必须保持年轻。对于写作者来说,这是一个选题无所不在的时代,但愿我们没有辜负。

 

解放周末:近年来,对商业与财富的追捧,让财经阅读变得很流行。这些关注经济动态与逻辑的书,是不是成了人们了解社会的一种途径?

 

吴晓波:财经阅读在文本的意义上,是一个速朽的知识商品,再杰出的观察及创作在若干年后都会显得非常陈旧;同时,财经人物及事件背后的人性却是永恒的。所以,对于创作者来说,挑战和乐趣正在其中。人们对财经阅读的需求有很多重,有些是实操性的,有的是知识性的,但是立足现实是共同的前提。

 

商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跟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东西。原来关系可能不太紧密,所以你没有能力去描述它,而越来越紧密了以后,商业的逻辑性、戏剧性就出现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商业之美。

 

解放周末:何谓商业之美?

 

吴晓波:我对商业的理解,首先是认为它有它的正当性。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,商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贫穷中走出来的,早年在金钱上有不安全感,所以,成年以后我对金钱的态度是不排斥的。我觉得,在一个正常的商业世界里,应该对金钱既不鄙视,也不仰视。

 

其次,我认为商业本身是值得用生命去投入的,而金钱只是个结果。在从事商业的过程中,不管你是经营一家企业,或者只是投资理财,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理性的成分,有工具理性、科学理性、人文理性,这和文学、绘画、音乐一样,有它特有的“美”存在。而且,今后大家对这种“美”的理解,应该还会更加丰富。

 

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,不能缺失

 

在商业书写的进程中,诗意的摇曳来得偶然又坚定。

 

2014年,吴晓波偶然在《读书》杂志读到打工女孩邬霞的诗,被一个他原本忽略的真实震撼了。曾无数回走进车间,从一条条生产线边上掠过的他,也一次次掠过了那些背对着自己沉默劳作的人的情绪与命运。

 

当时,他就决定要做点什么,坚定地。接着,就有了电影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等一系列的故事。

 

促使吴晓波这样做的原因是:很多年后,当我们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,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。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,也许微不足道,但若缺失,则其他真相,俱为谎言。

 

解放周末:您参与创作了聚焦打工诗人的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,是想说明另一种商业之“美”吗?

 

吴晓波:我想这更是另一种商业之“真实”。这部电影还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得了金爵奖。

 

解放周末:这么多年专注商业史,您打交道的多是商界领袖、成功人士,怎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?吴晓波:从大学开始,我就很喜欢诗歌,也写诗,但从来没有发表过。写《激荡三十年》和《跌荡一百年》的时候,我每一卷都会引用一些诗歌。当时我就感觉到,长期以来汉语对于工业现状的描写是不被重视的,关于公司、关于商业,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体裁,很少有好的作品。

 

去年,我偶尔在《读书》杂志读到了打工女孩邬霞的诗,又看到诗评家秦晓宇透露的这样一个事实:在当今中国,起码有一万名地下工人诗人,他们在生产线、建筑工地、矿井和石油工地上劳作,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。我被这个隐秘的事实震撼了,想办法联系上了秦晓宇,提议能否由他主编一本中国当代工人的诗歌集,他同意了。

 

后来,我又和2008年与我合作纪录片《激荡1978-2008》的编导吴飞跃聊起这个事,他很激动,说能不能拍成一部纪录电影。这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。

 

解放周末:这些由劳动的汗水灌注的诗篇,折射出怎样的时代景象?

 

吴晓波:这些工人其实是商业史中最基本的元素,他们也是最务实执着的一个群体。在我看来,一个国家的进步,一个社会的商业发展,其实都体现在人的命运中,那么,从这些工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文字里,人们可以看出很多真相。
解放周末:这些真相,正是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。

 

吴晓波:对,诗歌是很具体的。比如,有一位工人在诗歌里写,“我把螺丝往右边拧的时候,螺丝会反抗”,如果你不是在一线干过活,你想象不到这样的意境。比如,邬霞是深圳一家制衣厂的工人,她的诗写她熨烫的吊带裙,带着劳作的汗味和工业化的蒸汽;她写女工讨薪的故事,讲的都是一些细节,并且有情绪在里面。所以,我觉得,我们是做了一个历史的、真实的留存,使这些劳动与劳动者的文本和影像能够留存下来。

 

如果让所有的孩子都去学商科,那这个社会简直糟糕透了

 

寻找廖厂长,是象征意味浓烈的行动。

 

1989年,吴晓波和复旦大学的同学,计划用脚去南中国走一圈,考察变革中的中国。但受困于经费。

 

登报求助后,湖南娄底一位素不相识的廖姓厂长,汇来7000元钱,除了要一份考察报告之外,别无他求。

 

行至娄底时,他们特地登门拜访,发现慷慨出手的廖厂长,身在简陋而局促的办公室,是个并不阔绰的小厂长。

 

失联多年后的2014年,吴晓波在网络上寻找自己心中的廖厂长。终得相聚。

 

此时的寻找与彼此的廖厂长,联袂成为一个象征:“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物质,我们开始用金钱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,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,所有交易都有成本。相比之下,廖厂长不计成本、无法交易的行为,是那么罕见。”

 

解放周末:很多人感慨,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或许过于重了一点。“对商业的介入比一般写作者深”的您对此可有同感?

 

吴晓波:我们从物质缺乏的时代突然被释放出来,财富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实现了一种积累,然后压到一些人身上,人就觉得不知所措了。这是一个野蛮成长的时代,是一个过渡的时代,慢慢会过去吧。

 

解放周末:在物质野蛮成长的时代,会不会使得有些“非物质”容易被忽略或者被消解?

 

吴晓波:一定会的,因为在物质爆炸的时代,精神的追求无法量化、没有消费者,所以难以得到尊重,人们就进入到了一个精神乏味而又感官刺激的时代,所有的时间都被兑换为金钱,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数字来衡量,每个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一阶段,好在,它在中国正在过去。

 

最麻烦的是,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,你不自觉,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;当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,你表达出来,至少有一部分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

 

我今年写了一篇文章,叫《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》,讲了我鼓励18岁的女儿追寻音乐梦想的事。文章出来后,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告诉我,终于放手让孩子“想干嘛干嘛”了。有一位女士在企业当老总,儿子上高中,喜欢在网上写小说,妈妈进来检查的时候就装作在做物理、数学,这让她非常愤怒。我说如果你儿子是一个很有写作才华的人,你何必逼着他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?我还有一个朋友,儿子不喜欢读书,但是喜欢跳街舞,只要有舞台、有音乐,他就来劲了。他的爸爸妈妈看了我的文章以后,把孩子送到舞蹈学校去了。

 

解放周末:成长并非只有一条路径。但今天人们对成功过于狭隘的理解,也让生命的路径与价值变得单一。

 

吴晓波:如果我们让所有的孩子都去学商科,学习怎么赚钱,那这个社会简直糟糕透了。必须要有人去学音乐,有人去学哲学,有人去学政治,有人去学物理……这个社会才会很丰富。

 

解放周末:财富并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,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说的,如果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,就“一定不要错过”。

 

吴晓波:这是即将在我们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,一些已经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的人们将开始从金钱的追逐中抬起头来,把更多的时间投注于精神消费,同时,他们的子弟也有机会和能力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职业。在这样的需求刺激下,精神文化商品的供应将大大增加,这两者之间会形成新的互动和社会景象——原谅我还是用经济学的供应-需求理论来解释这个新变化。

 

(本文摘自解放日报,图片为资料照片,编辑邮箱:shguancha@sina.com)